万安王被杀，福藩遭遇围攻，在朝廷引发轩然大波。
  影响甚至超过早前屠潼关的传闻。
  正如元帅府那边韩王的想法，朝中诸臣的看法，也是一样，万安王死就死了，无关痛痒。
  毕竟万安王跟天底下大多数藩王一样，跟崇祯皇帝在血缘关系上非常之远，他们都是朱棣的后人。
  名义上万安王其实也算皇叔，他是朱棣的九世孙，崇祯是朱棣的十世孙。
  他们的关系只到这儿，崇祯听说万安王被杀的消息，就跟大臣们听说这事的反应一样：这个王爷可真倒霉。
  福王不一样。
  他是崇祯亲叔，福王有事，说事关国体也不为过。
  单是福藩被围的消息传至京师，次日上朝，满朝文武便噤若寒蝉，被吓得不敢说话。
  崇祯本来心里的无名火正无处发泄呢，看见百官这副样子，更生气了。
  刘承宗率部东侵，陕西一场决战，几乎打出了大明土木堡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，让朝堂诸臣对西事不敢有半分言语，崇祯心里什么感觉？
  他没感觉。
  皇上已经麻木了。
  到现在脑子里还没转过来弯，想不明白刘承宗怎么能把仗打得这么干净。
  一般来说，就比如萨尔浒，出塞八万八千五百五十，损兵四万八千余、折将三百余，属前所未有之大败，战役结束一年半载，辽东都在收拢残兵败将。
  这是一场正常战役，结束后仍能回来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。
  哪儿有他妈打一场仗，家底子直接败干净的？
  刘承宗这倒好，大明动秦、川、宁、湖、云五省十余万官兵，在陕西大作一场，结果戛然而止。
  断断续续的塘报送过来，他想杀的人杳无音讯，能传塘报来的又都显得分外忠诚。
  卢象升在湖广快累死了，撵着各路流贼土寇疲于奔命。
  四川总兵侯良柱给朝廷发塘报最积极，南路战场只有他能说话了，说什么朝廷都得信。
  在塘报里他是哐哐干仗，打得热火朝天，多次防御叛军流寇对四川的进攻，甚至将战线延伸至汉中一带，力保四川不失，是大明的南天御柱。
  还真别说，侯良柱在塘报里是一句谎话都没有。
  他确实统率两万川军，在川陕交界接连大战，毕竟陕西的高迎祥、川北的摇天动，哪个又不是叛军了，咱在塘报上也没说打的就是刘承宗，对不对？
  至于说没有太多战果，那是因为汉中发大水，我部驻军汉南，贼部驻扎汉北，隔水相望力不能及，天之过也。
  总之，在四路皆败的大背景下，侯大将军扼住叛军咽喉，不教其一兵一卒侵攻天府！
  当然崇祯也谈不上完全被蒙蔽，他还有宦官监军呢，但监军对侯良柱也是夸赞。
  就当时那个情况，刘承宗打仗像鬼一样，头天北路大军还传信好好的，第二天就四军易帜，兵势崩盘；南路白天还大势在我，当天夜里就被吃干抹净。
  军心动摇之下，川军差点被吓得溃散回老家，全靠侯良柱的极高威望，顺应军心，才稳住局势。
  说力保四川不失，也并非空话，如果没有他，高迎祥高低也是被大水分成两部，肯定进的了四川。
  硕果仅存的大将，崇祯提刀的手不住抽动，却确确实实杀不了，更生气了。
  至于参将祖大乐，更是精得像猴儿一样。
  他那个营，本来是个辽兵骑营，在辽东就是模范部队，有一半跟着祖宽投胎去了。
  剩下这一半，祖大乐被吓破胆，蹿出战场，后来一路收拢降军，兵力比开战前还多，直逼
  六千。
  他先跑去跟四川的侯良柱汇合，随后又一路往东跑，出陕西地界之前一个屁都不敢给朝廷放。
  等朝廷收到他的消息，人已经带着标下官兵流窜到湖广帮卢象升打仗了。
  还真别说，虽然面对刘承宗，祖大乐是被祖宽的死状吓破了胆，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跑的。
  但是在湖广面对普通流贼，大乐将军做回自己，重拳出击。
  李自成刚进湖广还没威风多长时间，就被他的辽兵冲翻了，还有郧阳等地兴起的矿徒叛军，更是被祖大乐撵着满地打。
  经过陕西之败，祖大乐镇压湖广叛乱可积极了。
  就连大将剿贼不愿进山的毛病都没了，可谓是指哪打哪，让进山就进山，让过河就过河，火力全开，驾驭两营官兵拼命玩命得打。
  死都不怕。
  祖大乐是真不怕。
  辽兵一贯仰仗坚甲四蹄，拼杀格斗，杀旗奴战白甲，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，死了是没本事活该。
  他就怕祖宽那种死法，长箭三眼铳都还没放出去，连敌人的身子都没摸着，几阵硝烟，一司人马说没就没。
  那他妈低贱到底的后金旗奴见了车营，还得远远蹲着等楯车送上来，再躲在楯车后面往上压。
  祖大乐接受不了那种死法。
  以至于湖广方面的监军一个劲儿帮祖大乐说好话，正是用人之际啊。
  崇祯是一肚子邪火没处发，他连想处死几个大臣，都找不着该杀谁！
  不过最近朝廷面对的倒也并非都是坏事。
  至少东边，是有好事儿的。
  就比如崇祯皇帝，怒火攻心，差点让人把杨嗣昌逮过来下狱。
  朝中早在今年后金入寇宣大，官员们对杨嗣昌的弹劾就没停过。
  这主要是因为杨麒。
  就像当年弹劾王化贞养插汉虎墩兔一样，大家说杨嗣昌养着杨麒完全是浪费钱粮。
  当然了，山西宣大本地的不少官员也在弹劾，说杨麒是个骗子，他被两万后金军堵在归化城围得跟孙子一样，根本没有什么十万蒙古兵。
  崇祯皇帝也觉得杨麒胆小如鼠，空握大军，却被多尔衮堵在归化城里哭爹喊娘，实乃城中废将。
  连带着让他觉得刘承宗的用人水平差得很。
  如果他是刘承宗，这会大元帅府派出的监察官员已经该到归化城了，不说把杨麒斩首示众，也得把这个有辱帅府脸面的废将下狱。
  断不会令其仍呆在漠南都督的位置上，欺世盗名。
  但杨嗣昌不傻，面对皇上的责问，当然要为自己辩护。
  奏疏写了好几封，依次阐明杨麒在边外的作为、给多尔衮带来的威胁，这才让崇祯消了气。
  最难受的就是杨嗣昌了，他其实很清楚许多官员弹劾他的原因，不是私人恩怨，而是——杨麒应对后金军办法，是切实有效的。
  可是这个有效的办法，违背了大明的政治正确。
  没有谁是傻子。
  杨麒坚壁清野、一味避战、拒绝决战，靠拖延时间，来对抗后金缺少补给的后勤问题。
  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
  但这个招儿，大明不敢、不愿也不能用。
  这是从上到下，都接受不了的战术。
  没有人希望今年东虏破边，杨麒的例子变成榜样，明年东虏进山西，山西的明军在地方坚壁清野烧成白地，让后金抢无可抢，自己退走。
  这就他妈不现实。
  第一，官员、士绅、将领，总之大明所有统治者的家产都在城外，你说坚壁清野就坚壁清野？
  第二，明军如今的军费状况、军纪情况，那帮丘八武夫得了命令，是先坚壁清野再烧成白地，还是先烧成白地再坚壁清野，说得准吗？
  第三，打山西坚壁清野，可以，但万一后金是从蓟镇边墙破关进来呢，在北直隶甚至北京城外坚壁清野？
  那清的都是谁，清得动吗？
  就算往好的方向看，一切都没有问题，每年坚壁清野一次，在大的方向能熬死后金，但对大明自己来说，生产停滞，地方军民官绅的损失比后金入寇抢劫一次还大。
  这种守城方式就不行。
  养兵养将干嘛的？必须决战！
  这才是杨嗣昌要被弹劾的真正原因。
  偏偏他没脾气，即使气得牙根痒痒，这些政治正确之下的东西，他也没法跟崇祯说。
  毕竟谁知道崇祯可丢不起这人，从崇祯元年到现在，明军与后金军在局部战场上打赢、打平的战斗数不胜数，除非主将死了，被皇上夸过谁打得好的，屈指可数。
  永远不满足，打输了，是丢人；打赢了，是以大欺小该赢的。
  可实际上大明再大，幅员辽阔，太远了有劲儿使不上，在辽东那个局部战场，能打平手，就是以弱胜强了。
  在杨嗣昌的角度上，他反倒因为这场战役，对边外的杨麒刮目相看，印象上有了很大改观。
  尽管多尔衮带兵到漠南溜达一圈，军事上把杨麒堵在城里很威风、进掠宣大也没遭受太大损失，但在政治层面，则是完完全全的大失败。
  一切都因为杨麒这个横插一脚的玩意儿，把多尔衮西征的性质变了。
  多尔衮西征，本来有一个主要目的和一个次要目的。
  次要目的是顺路到漠南找饭吃。
  主要目的则是在吃饭的过程中，向漠南蒙古诸部展示后金存在，把归附元帅府的蒙古诸部拉回来，意在同元帅府争夺漠南的统治权。
  结果因为杨麒……其实不怪人家杨麒，元帅府的杨麒就是个背锅的。
  主要还是漠南真正的主人——蒙古人的意志。
  鄂尔多斯部的萨囊台吉为保留漠南蒙古一定的独立性，向其领主济农额璘臣献上谏言。
  建议其扛起大旗，趁着顶头上司杨麒是汉人，暂时还不懂蒙古这套，先凭借世代统治草原的旧贵族血统优越性，带元帅府新贵族搞团建。
  整个事件就这么简单。
  团建很成功，通过洗劫哈剌慎部，旧贵族展现出高明的战略部署，新贵族表现出老练战术技能，大家融为一体，增加了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  但这导致多尔衮的西征目标，在他抵达漠南草原之前，就已经失败了。
  哈剌慎都没了，后金登记在册的蒙古兵丁九千多人锐减到一千余，漠南蒙古诸部参与劫掠哈剌慎，全成了后金的敌人，统统逃进毛乌素海深处的大明边墙附近。
  多尔衮就算抢回财货人口牲畜，也不过是挽回部分损失，目标该失败的还是失败。
  所以像围攻归化城，堵着杨麒圈儿踢，进掠宣大，都只是目标失败后的无能狂怒而已。
  包括杨嗣昌在内的很多人都明白这种情况，唯独崇祯不能明白。
  漠南之战结束很久，沿途边防塘报都报给兵部，从宣云开始，蓟镇、辽东，沿途边墙的墩军都在报告，逃卒、牧民争相自后金反叛，已经成百上千逃入汉地，请求归附编军。
  这种情况，历年都有。
  毕竟这年景哪儿都不好过，大明是边军挨饿，而边外早已是不玩命抢劫就饿死的地步了。
  可是没有像今年这么多的，而且边防官员汇总了各个墩堡的情况，报至
  兵部，很容易就分析到一条情报：从后金反叛归附的，都是蒙古兵和蒙古牧民。
  等到各边把审问逃卒、牧民的塘报送到兵部，情况便更加明了——大明的国本摇了几十年，终于也轮到后金的国本摇一摇了。
  直到这个时候，崇祯才意识到，多尔衮此次西征，是完完全全的大失败。
  后金八旗的蒙古左右二营，没人了。
  这俩营都是还没来得及编入满洲八旗的蒙古兵丁，突然没了男丁，以至于人心动荡，与其被编入各旗充当旗奴，倒不如逃入边墙之内讨口饭吃。
  但其实逃入边墙，还只是依附后金的部分蒙古牧民的做法。
  这场发生在崇祯八年夏季的漠南战役，最大的影响力，是让生活在漠南东部的小部落，意识到后金并不能在漠南草原取得足够优势。
  那么当下一次冲突开始，他们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垫脚石——哈剌慎那么强大，都被杀掠一空，何况他们呢？
  因此更多贵族尚在的小部落，干脆赶着牲畜向西北投奔车臣汗硕垒去了。
  而在朝中，也因张一川攻陷永宁、围困洛阳，商议解开围城的办法。
  就在这个时候，进士出身的巡按河南监军张任学向朝廷上了一份奏疏。
  他说事不辞难，是臣的职分，贼势如此，我们这些人难道就雍容坐镇吗？
  他向皇上提议，请求朝廷更改自己的职务，愿担任武将，亲自指挥军队与叛军对垒。
  崇祯太喜欢这种气概了！
  当即把事情拿给兵部、吏部、都察院去议，结果大臣们都觉得这事儿离谱，建议皇上给张任学加一个兼管军务的差遣便是，没必要该任武职。
  这崇祯能同意？
  事情要办，就要办得彻底，办得好！
  当即力排众议，转任张任学为河南总兵官，命其尽快编军召将，率领军队，解救河南府城洛阳之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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