造士设立、公士改动，这些都是朱由检私下的决定，没有和外廷官员商议。
在相关措施没有完善前，他不打算告诉外廷官员。准备在试行完善后，再一鼓作气推出去。
所以他嘱咐王承恩等人注意保密，另外还交待锦衣卫和文思院编写技术保密章程、对匠官进行培训，避免大明辛辛苦苦研发的技术，被随意泄露出去。
大明的官员和士子，对这些其实不关心。他们现在热议的，是刘宗周的重制礼乐。
尤其是参加会试的举子，根本没有人能想到，只是考了几天试，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全变了。
重制礼乐、重修礼经，每一件事都冲击着大明士子的神经，让他们知道大明的世界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这些决定通过后，大明的未来，会和现在有很大不同。
甚至现在就发生了变化，那就是皇帝和刘宗周对礼运篇的解释，已经纳入科举。
若非会试已经考完了，说不定他们就要临时抱佛脚，学习礼运篇的新解释。
甚至有选择考《礼记》的举子、答题试卷涉及到礼运篇的，现在就惶惶不安，到处询问这次的评卷标准，是不是按新解释。
直到有礼部官员明确回应，告诉他们考官早已进场，根本不会知道礼运篇的新解释，这次评卷按原有解释来。这些人才终于放下心，知道对自己没影响，该担心的是下一科考试的人。
这个闹剧，让一些人对刘宗周心中腹诽，认为他是闲着没事，才想重制礼乐。
但是更多的士子，却欢呼雀跃，认为有刘宗周主持重制礼乐，一定能改变大明的风气，避免礼崩乐坏。
立国二百六十年，大明现在的状况，和国初已经完全不同，许多沿用自国初的旧制，早已不合实际。
大明的社会矛盾，也是空前加剧。尤其是辽东乱起、天灾频发之后，整个大明的局面，可谓迅速崩坏。
很多人都觉得，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他们集会结社、讲论治化，想要用圣贤的学问，澄清当世风气。东林党就是其中的代表，很多东林书院的先生和学生，都是属于此类。
如今，刘宗周被拜为帝师、奉命重制礼乐。让他们欢呼雀跃，认为一直以来的推动，终于见到了成效。
也因为此，刘宗周得到了很多人支持。就连朝堂上的官员，也几乎没有提出异议——
他们也认为大明的礼乐制度该改变，谁都不敢厚着脸皮说，当今天下的礼乐很完美，不需要任何改动。
所以，皇帝在经筵上提出的重制礼乐的事情，几乎没有在朝堂上引发争议。很多人都默认了这件事，甚至还积极提建议。
钱谦益写出的《恒产论》，也同样被人重视，得到广泛讨论。
对于这篇文章，有的人大加称赞，认为钱谦益的理论符合《孟子》宗旨。
有的人咬牙切齿，对钱谦益提出的限制超级有产者，忿恨痛斥不已——
因为他们的家族就有很多产业，是钱谦益所说的超级有产者，按照恒产理论，应该额外征税。
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，甚至对钱谦益都骂起来。
“邪说！”
“这是歪理邪说！”
“祖先辛勤劳作、积累了几辈子留下的财富，怎么就妨碍到他人拥有恒产了？”
“虞山先生的《恒产论》是邪说，我要找他理论！”
一位举人咬牙切齿，向其他士子大声道。
想要获得众人响应，一起去找钱谦益理论。
但是响应他的人并不多，因为大部分举子，是钱谦益所说的恒产者。
他们对《恒产论》就算不大力支持，也不会闲着没事反对。
尤其是那些贫寒的士子，对钱谦益的《恒产论》可谓很支持，他们认为就是有些人占有的产业太多，才让其他人没恒产。
家境贫寒、靠同乡资助才能来参加会试的刘理顺，便是《恒产论》的支持者，认为应该按钱谦益所说，限制超级有产者。不然一些士子，为何会无法置产？
所以他站起身来，反驳道：
“只靠辛勤劳作，怎么可能成为超级有产者？”
“按虞山先生所说，超级有产者拥有的财富，是普通人劳作一千年都不可能拥有的。”
“难道你的家族，已经传承了一千年？”
这话顿时将对方问住了，没有言语能答出来。
因为唐末五代的乱世，摧毁了很多家族。现在大明的世家，流传久远的大多也只能追溯到前宋，怎么算也不到一千年。
所以辛勤劳作攒下家业的说法，自然是一戳就破。
甚至还有人嘲讽地说他是千年世家传人，不应该与自己这些凡夫俗子同坐。
羞得这个举人以袖掩面，急忙离开此地。去找钱谦益理论的事情，自然无人再提。
刘理顺把那个举人羞走后，却想找钱谦益探讨一下。只是他自忖钱谦益府上此时必然高朋满座，自己身为普通举子，过去也不可能得到接见，只能叹息一声，放下这个想法。
不过，他对《恒产论》确实很是支持，而且有很多想法。在看到报纸上征稿的广告之后，他顿时眼前一亮，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：
『直接去拜访可能得不到接见，但是发表在报纸上，虞山先生可能就看到了。』
『而且报纸上说文章被录用后，还会发放稿费。』
『有了这笔收入，我在京城的生活也能宽裕点。』
怀着这个想法，刘理顺向其他人告辞，返回房间写稿。
他的才学非凡、经术功底很深，结合自身的经历，对《恒产论》很有感触，文章一挥而就，很快就写完了，找到最近的报刊亭，把稿子投了过去——
这是报纸上说的投稿办法，也是京城报刊行业的无奈选择。
在报纸发行数量以万计数后，靠各家报房自己派人送报、收稿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所以在规划之中，送报和收稿这些事情，由专门的邮递员负责。
但是邮递业务在机构调整中，被皇帝划给了太仆寺。太仆寺最重要的职责又是马政和各地的驿站，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整合地方行太仆寺，根本抽不出时间在京城增加邮递员。
王承恩去了太仆寺卿几次，都没能解决这件事。只能让锦衣卫在报刊亭增加人员，负责送报工作。收稿的事情，自然也给了报刊亭，让它作为报纸和文稿的集散地。
刘理顺的稿子投出后，和其它稿件一起，当晚就送到了《京报》编辑室。
得益于钱谦益的文章争议很大，很多考完会试的举子，都想发表些议论。他们在看到报纸上的征稿广告后，就写了文章投稿。
这些文稿之中，有的投向了其它报纸，但是大部分投向《京报》——
毕竟对大明人来说，邸报和京报是最有名的报纸，甚至是以前所有报纸的代称。
在邸报不向外收稿的情况下，他们投稿的第一选择自然是《京报》。
负责审稿的京报编辑，对此自然是痛并快乐着。这么多的稿子，他们要一个一个审，还要交叉审核，任务量自然很大。而且因为写稿的大多是举子，里面引经据典，他们有些都看不懂，只能再三斟酌，然后才能确定。
所以看到这些文稿后，他们就知道今晚多半是无法休息了。可能要点灯加班，一直读到天明。
快乐的是因为这么多举人投稿，代表着他们发行的《京报》真的火了，而且在士子中很有影响力。
想到自己之前用笔名写的文章被那么多士子看到，甚至被他们写文章回应，这些人就忍不住激动，真正认识到报纸的影响力——
这个行业，确实有很大影响，也难怪皇帝如此重视！
他们作为皇帝选拔的第一批编辑，当然要做好这件工作，不负皇帝信任。